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草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其丰富的内涵和独有的精神特质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发生过重大影响。在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草原文化焕发出勃勃 生机和活力,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发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深入研究草原文化,是推进现代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课题之一。为了加强对草原文化的研究,内蒙古自治区启动了“草原文化研究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课题公开招标。不久前,由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和本报联合主办、内蒙古社会科承办的“草原文化研究高层论坛”,就是在这一课题取得阶段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召开的。现将这次论坛的主要观点和重要论述摘要发表,以飨读者。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罗新表示：传统史料与传统历史学关心草原的主要原因,是草原对南方农耕世界的历史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现代的中国北方民族史研究,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北方民族与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关系上。这就在事实上把草原历史置于一种附庸地位。近20年来,在西方影响较大的研究中国北方民族历史的著作中,波士顿大学的人类学教授Thomas Barfield的《The Perilous Frontier》是有代表性的一部。该书用以串连起2000多年中国北方历史的基本线索,就是认定农耕地区的政治形势决定着草原上的政治变化,因为他相信草原民族必须依靠掠夺农耕民族而生存,草原与农耕地区的斗争史就是草原政治体努力寻求获得农耕地区各种资源的有效途径的历史。这显然是由于对游牧经济非自足性作了夸大理解之后形成的错误认识。这种把游牧族群看做农耕社会的掠食者、寄生者,把草原政治体当做农业文明的破坏者、骚扰者的传统观点,需要通过草原文化的深入研究逐步去清除。

他还指出，在充分考虑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基础上,我们对草原民族的伟大文明成就,对他们在东亚历史上的伟大贡献,才能有全面的评价。比如,草原社会在数千年的历史运动中,由于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族群在不同时间内的剧烈接触和持久交往,草原社会最终完成了一体化,即完成了民族融合和社会整合,其伟大成就表现为近代蒙古族成为草原上的主体民族。这不是一个突然的和偶然的历史事件,不是个别英雄人物和某一政治体独自的历史功绩。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和草原上出现第一批游牧人同样悠久。草原上的每一个游牧政治体、每一波民族迁徙浪潮、每一场部族冲突,都是这个一体化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的那些政治体,都分别推动着草原社会一体化的运动,也就分别代表着一体化历史运动的某一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历史成就,都应当被充分估价。

论及草原文化研究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时，罗新教授谈到，应当站在新的立场上来解读草原的历史。这个立场就是草原自己的立场。草原的历史并不是任何其他地区、其他文化和其他政治体的历史的附庸,它为自己而存在,也因为自己而获得价值和意义。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草原与外界、特别是与农耕地区和国家的种种联系对草原社会的重要性,但草原首先是草原社会的草原,草原的历史首先是草原人民的历史,这个基本立场必须明确。立场的转变,一定会推动研究方法的变化,从而会拓开新的民族史视野。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对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重视,就是希望由此获得对草原历史的新认识,从而也促进我们对包括中国历史在内的整个东部亚洲历史的深入了解。

编辑：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