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事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佛教考古学的创建者宿白先生认为，云冈石窟所创造和不断发展的新模式，很自然地成为北魏领域内兴造石窟所参考的典型。云冈石窟在东方早期石窟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它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成为研究东方早期石窟的关键。

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建都平城，开启了北魏平城时代的大幕，现在的大同成为平城时代丝绸之路的起点。

丝绸之路繁荣的背后是平城实力的集聚。从建都平城起，从被北魏灭亡的各个政权区域内强制迁徙，或是从南北战场俘获的人口、财物，主要都集中到平城及其附近。

一个与佛教艺术相关的考古发现是2015年公布的大同仝家湾北魏邢合姜墓，出土了一座基本完整的石椁，石椁四壁及顶部绘有释迦多宝佛、七佛、供养人、飞天等佛教题材壁画，被一些学者认为描绘的是一座完整的佛殿。根据墓葬中出土的一块纪年墓碑提供的信息，该墓墓主是幽州燕郡安次县人韩受洛拔之妻邢合姜。邢合姜为长安冯翎郡（治所在今陕西西安高陵区）万年县人，葬于北魏皇兴三年（469年），夫妻两人都是定居平城的移民。

邢合姜墓的绘画内容提供了丰富的研究信息。其绘画使用了来自印度的凹凸画技法，但又与印度、中亚所流行的凹凸画法略有不同。可以理解为是凹凸画法传入平城之后，与中国传统线描技法相结合，发生的融中外技法于一体的新型绘画风格。这座墓葬壁画表现出更多的文化因素。正是因为汇聚了来自北魏各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上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才造就了真容巨壮的云冈艺术。

鲜卑人原来不信仰佛教，随着征服范围的扩大，逐渐接触到了佛教。439年，在攻灭佛教盛行的北凉政权之后，佛教在北魏大为兴盛。

如果说云冈第一期造像给人以“宏壮”之感，那么云冈的第二期造像，给人的感觉就是“优美”，如被称为“云冈最美造像”的云冈石窟第5窟外壁的一尊造像所体现的摄人心魄的美感。在云冈石窟第一期可以看到其受外国艺术的影响，第二期则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传统元素进入了石窟里面。

云冈第二期洞窟主要开凿于孝文帝和冯太后执政至迁都洛阳之前。这一期的壁面以壁龛为主，龛的分布有上下重龛、左右对称式和屋形龛等，这是中国汉魏以来传统壁画的布置格局。这一期的造像题材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并出现了世俗供养人的行列。供养人的服装，早期还是鲜卑夹领小袖式的游牧民族服装，晚期供养人则穿上了汉式宽博的衣服。重层布局的壁面和分栏长卷式浮雕画面，以及窟口崖面上的雕饰斗拱的窟檐外貌，甚至重层楼阁式的高塔和耸立中庭下具龟趺的丰碑，都体现出中国汉式殿堂的传统形式。画面附榜题，龛尾饰龙、雀、博山炉、兽面装饰等更是汉地所常见。题材突出释迦，主像有三世佛、佛装交脚弥勒，还有依据《法华经》雕出的释迦、多宝佛和依据《维摩诘经》雕出的维摩、文殊对坐像，以及修持“法华三昧观”所要求的本生、佛传浮雕及七佛、供养天人等，说明这个时期汉化的趋势发展迅速。

云冈石窟第二期造像开启了石窟艺术大规模中国化的进程。正如梁思成先生等阐释的，石窟艺术虽然源自西方，“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

云冈石窟是多元文化的结晶，也是文化交流的产品。它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

   （光明网记者郝悦整理，本文原载于2023年10月9日《光明日报》第4版，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教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冈研究院院长。）

原文链接：杭侃：交融与互鉴，云冈文化的多元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