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当我们追寻最早的中国时，也是在探究华夏文明主根脉最早的萌芽。2019年5月16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长孙庆伟教授从“考古为何”“中国之争”“宅兹中国”和“最早中国”四个方面介绍了什么是考古学、什么是“中国”、用什么标准判断“最早的中国”等。他指出，在追溯“最早的中国”时，应回归到政治和文化层面来思考，围绕中原华夏文明这个核心来探讨。

孙庆伟主讲才斋讲堂第180讲

孙庆伟通过回顾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历程讲述了考古学的基本特征和发展阶段。从梁启超的“史学革命”到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从顾颉刚的“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到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李济追寻“中国文化的开始”到苏秉琦“六十年圆一梦”，“修国史，写续篇”，中国考古学经历了谱系构建、古史重建和文明阐释的发展阶段，具备“人文为体，科学为用”“扩充工具，扩充材料”“史料收集与分析”等基本特征，与中国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跌宕起伏和救亡图存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讲座现场

孙庆伟从“陶寺与二里头遗址何为最中国”出发引出了“何为中国”的讨论。他介绍说，学者何努和许宏分别以“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和“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为“中国”的判别标准，各自主张陶寺与二里头遗址为最早的中国。根据西周初年的何尊等的记载，“中国”是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概念，所谓的“中国”可以理解为“国上之国”，“中”与具体方位无涉，而是特指某一历史阶段的文明制高点，是“满天星斗”中最璀璨的一颗。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突显。

现场提问

孙庆伟在介绍《史记》古史系统的基础上，结合良渚文明和神木石峁遗址解读了“何为最早的中国”。五帝时代作为中国历史进程的开篇，其中包含丰富的历史记忆，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标志着“中国”观念的萌芽。孙庆伟介绍了苏秉琦“中国文化总根系直根系”、严文明“史前文化重瓣花朵式的向心格局”和李新伟“第三个‘怪圈’”等观点，并探讨了以华夏文明主根脉的最早萌芽来识别“最早的中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