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有巨大的顺差？为什么中国的出口多年以高于GDP增长一倍的速度增加，并且带动了中国的GDP在很长的时间内达到10%的高增长速度？答案似乎就是因为中国拥有规模极其巨大廉价劳动力。在11月6日进行的北京论坛（2009）的主旨报告环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其仁教授以一个中国学者的全新角度阐释了这个问题。

“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无论多么的廉价，它都不能单独的变成产品，它更不能单独的构成经济增长竞争的优势。劳动力和其他要素要成为产品，一定要经过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如果劳动力很廉价，但是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的成本极其昂贵，那这样国家的竞争优势是谈不到的。”周其仁谈道，“中国真正的秘密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的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从此才启发了人们劳动、技术改进、技术创新、创业管理的热潮，才降低了各类经济组织的成本，形成了中国综合的成本竞争优势，这个也是中国经济的奇迹秘诀所在。”

改革开放前，中国是依靠政治权威、行政体系、合法强制力以及全盘计划命令来组织国民经济的“超等国家公司”。由此，周其仁认为，怎样降低超等国家公司的运行成本是中国改革的现实出发点。中国的改革通过超等国家公司的权力下放，重新界定财产权利。经过渐进式、分条理的产权改革，中国形成了多种财产权利并存的新局面，并由此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中国是在开放的情况下推进改革的，而改革也推动中国卷入了全球的市场竞争。在经济全球全球化背景下，旧有的平衡已经打破，新的平衡有待建立，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后发国家，都要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新的经济大时代。“我们讨论当前这场危机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所不可以忽略的一个宏大的背景。”周其仁分析了造成冲击的两个基本点：在微观上人工和其他要素成本相差极其悬殊的不同国家，现在他们的产品要放在同一个全球市场上来进行竞争，引发了前所没有的生产替代、投资转移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在宏观上，美元既作为国别货币又充当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繁荣的全球贸易给既定的货币框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应对这个金融危机的冲击也分两个方向。”周其仁教授提出，一是发达国家要加快创新，金融资本向更高生产率的方向移动。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保持和继续提高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品质。而新兴的后发国家要加快自己收入分配的调整，也要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增加本国居民的收入，充实本国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基础。

第二就是要考虑全球货币体系的重建，为全球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可靠的货币和金融制度的基础。周其仁认为，这方面要讨论的选择很多，既可以沿着欧元这条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形成若干个彼此竞争也许以浮动汇率联系起来的地区性货币，共同为全球市场服务，也可以形成一个更为理想主义的全球货币。

“无论怎么样的应对，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关起门来单独完成这个任务。”周其仁表示，世界各国都要有全球眼光和意识，不同国家利益之间的理解和协商，各国学者不同的理论与政策主张的交流切磋，对重建全球经济秩序都是重要的。

文字：沈叶

摄影：孟时光

编辑：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