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永贞革新到鸦片战争，历史的车轮中滚动着政治的智慧。9月24日晚，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毓海做客才斋讲堂，结合古代政治家的经典著作，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为同学们生动讲述了中国千年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经验。

韩毓海首先以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的讲话为例，引出了本次讲座的两大主题：“治世”与“治心”。他认为，治世分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个方面，两者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分析；中国不是没有治理体系，而是这个治理体系没有转化为有效的治理能力，因此逐渐不能应对1500年以来世界发展方式的大分流或大转变。“治世容易治心难”“‘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就是修心”，修心关键在于“亲民”，在于与天下百姓同心同德，斯为“大同”。

随后，韩毓海结合自唐至近代国家政治制度的演变，对部分历史问题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介绍与分析。他认为，发生于唐顺宗时期的“永贞革新”解决了“安史之乱”后中国治理的关键——藩镇割据导致的分裂问题，唐朝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藩镇势力得以遏制。税法改革后，徭役免除，制定财政预算，中国由徭役制国家走向赋税制、预算制国家，带动了中国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化。唐宪宗全面推行“二王八司马”的政策，却放逐了制定政策的柳宗元等人，这场改革充满复杂性和悲剧性。

与唐代相比，秦朝和宋朝时期的国家治理情况又不尽相同。韩毓海认为，秦郡县统一的基础是基层户籍连坐的“保伍制度”的形成，基层的巩固是治理的关键，基层的有效治理，至唐府兵制而蔚为大观。宋朝的问题则出在一方面是募役法导致的基层组织解体，另一方面则是上层的治理体系脱离实际，士大夫阶级对于财政、经济、司法、军事极为隔膜，以至于形成王安石所谓“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的局面，最终造成中国的上层与基层完全脱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完全脱节，为此后的“一盘散沙”制造了制度的前提。

“鸦片战争只是压倒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韩毓海认为，中国的治理危机早在明朝中叶就出现了，原因在于明朝中期西方形成了系统的金融革命，而我国却未能形成有效的自主的财政投资金融体系，中国不是一般地缺乏财富，而是没有将财富组织起来投资的有效机制，就李约瑟提出的“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的问题，韩毓海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在讲座中，韩毓海介绍了几位古今著名政治家和他们的作品。南宋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叶适的《外稿》提出了中国治理的两大基本主题：“寻求富强”与“追求王道”，中国政治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把富强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揭示了中国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的脱节。王阳明的《传习录》中提出，儒学的根底在与民同心，在“做事”，特别是立足基层做实事——这些思想对今天的治理者具有深刻启发意义。魏源《海国图志》《圣武记》两书体现了全新的战略视野，对当前“一带一路”构想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韩毓海在讲座中

讲座结束后，韩毓海与同学们进行了交流，他指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北大应当担负起的重要学术使命，我们应以扎实的研究、宽阔的世界视野和战略眼光，系统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北大应有的贡献。

本次讲座由研究生院副院长刘明利主持，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讲座。（文/新闻网记者 邓陈晖）

编辑：白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