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长林建华就记者提问“为什么说高校改革是供给侧改革重要的一环？”回答道：对国家来说，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校的作用至关重大，转型、创新、财产发展……必须要有人才支撑，培养不出优秀的人，任何发展都是没有基础的。我和很多企业家聊过，听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其实教育也面临着相似情况。老百姓都希望获得公平的、高质量的教育。但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也面临着很多体制上的困惑、障碍、束缚。对大学来说，供给侧改革，就是怎样把原先的束缚和问题理顺。

针对“高校如何加强学生的创新意识？”问题，林建华认为：创新是教育的应有之义。过去教育偏重知识传授，轻视启发和把学生的潜力真正发挥出来。对大学而言，创新创业应该是教育的一部分，我们要把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纳入大学的每一个环节当中，纳入每一个课堂当中，让学生主动发挥潜力，这也是我们进行教育改革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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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凤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北京代表团举行的全体会议时提到，到2020年我们将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的行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达到60%，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同样也跟教育分不开。他认为，教育是个慢工细活儿，要禁得住时间的检验，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情况更是千差万别，所以对教育要有点耐心，不要急着出经验，更不要急着推广经验，要深入调查，多方听取各界意见。针对我国目前职业技能人才严重短缺的现状，他认为要大力发展中国职业教育，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完善《职业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从法律的角度对职业教育有更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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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一向是两会舆论场上媒体的追逐焦点。3月7日，在审议“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的小组审议会间隙，厉老又被媒体围住。

十余年来，扶贫工作早已是厉以宁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86岁高龄的他，依然奔走在扶贫路上。在接受采访时，厉以宁也从依靠特色财产、易地搬迁、教育扶贫等方面作出了解释。

厉以宁也以贵州毕节为例，再次论述了教育扶贫的重要性。“此前当地有一所综合性改为了贵州综合工业，进行职业教育。”他对记者表示，“以前学生很难找工作，但现在和企业合办专业，既为企业输送人才，又解决了就业问题。这样就能帮助年轻人脱贫。”另外一个例子，则是专门建立一个教育园区，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教育，“比如农村缺乏护士。”厉以宁表示，就培养护士，也能起到同样效果。

3月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召开记者会。厉以宁介绍说，中国当前依然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但是重点不是“大摇大摆”，而主要表现为定向调控，重在微调，重在预调。同时，投资和消费并没有大幅度减少，还有很多高速铁路、交通设施、港湾建设、水电站、互联网等领域的投资项目将要推进，这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体现。

厉以宁特别指出，当前民营经济的活力正在发展起来，他建议大家到北京的中关村看看，在那里大学生、研究生、博士后、科研机关人员、民营企业家，都在讨论创意、创业、创新。“这就是中国的未来。从这里看一个蓬勃的创新时代正在向我们走近或者说正要来到。”厉以宁说，对中国的经济应该是有信心的。

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厉以宁表示，目前供给侧改革面临两大困难：一是关停企业导致职工下岗。“中央现在的政策是包下来，与其养亏损的企业，不如养职工。职工生活有着落了，经过培训可以重新找到工作岗位。”另一大困难是补短板，补短板必须创新，也必须在结构上做一些调整。“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信心克服这些困难。”厉以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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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03-09/989797.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6/0308/c40531-28180277.html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去产能是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工作之一。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应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协同发力，通过“汰劣存优”来实现提质增效的去产能。

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小组讨论上，林毅夫发言时表示，“十三五”期间中国6.5%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完全有可能的，创造结构性改革的空间，投资补足短板，中国经济增长数量的指标能达到，质量也会很高。

林毅夫表示，“十三五”期间实现经济增速6.5%以上，我们的条件还是很好的，即使有财产产能过剩，但都在中低端，可以升级改造，这些升级都是好的项目，经济投资高。此前的基础设施投资很高，但大部分是连接城市与城市的高速路、高铁、机场等，但城市内的基础设施还欠缺。我国的城镇化将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加，这些都是较好的投资项目，能够助力中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

国际上一般认为3%是政府每年财政赤字的“天花板”，林毅夫认为中国的国情是不同的。“发达国家政府赤字主要是用来支付社会消费，比如失业金、福利等，不会提高生产力；发展中国家债务绝大多数是用来支持投资的，中国的债务相当一部分作为消除基础设施瓶颈、环保、城市化等方面的投资，这些投资在短期会创造需求，也能增加就业，从持久来讲，能提高生产率、形成资产。我们是有资产的，所以净债务实际上不高。”林毅夫认为，我国的“政府债务可以突破3%，只要它的去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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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闵维方认为：要增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世界一流大学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企业创新必须依靠一流大学培养的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以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水平基础研究为支撑。因此，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我们必须以学科建设与教师培养为核心，根据自身的历史传统和优势，因地制宜，彰显个性，办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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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雾霾治理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教授鲁安怀认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详细列举了推进重点城市“煤改气”，加快淘汰黄标车、实施国VI排放标准等一系列措施……一系列措施的落实，不仅能够带来天蓝、水清、草绿的生态环境，而且能够为老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仅就北方冬季取暖一个问题而言，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应通过改气、改电减少点源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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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四次会议科技界别的小组讨论上，委员们对“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对科研投入和衡量科技进步的两个数据展开了热议。“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指出，到2020年，我国要力争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5%，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物理教授朱星就2.5%和60%这两个关键数据、以及科研人才的培养和科研管理体制的话题接受了中国网记者的专访。

对于如何理解2.5%和60%这两个数据的含义，朱星认为：这是非常重大的两个数据，可以说是让整个科技领域都深受鼓舞。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这一比例在2015年是2.01%，科学界持久以来一直呼吁希望提高两个比值，一个是呼吁R&D（研发）占GDP的比，另外一个是基础研究占R&D的比，从2.01提高到2.5，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意义重大。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曾提出，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不受制于人，对于记者提出的我国还需要多久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朱星说：我非常赞同这一理念，这也说到根本问题上了。目前我国整个工业都发展得很快，国民经济的总量也增长得很快，但是其中原创性的引领，还相对比较少。创新一般分原始创新、引进消化、综合创新三个类型。现在有一种创新是引进他国的技术，根据自身的需要做集成，这种创新在投入和产出比上会比较高，也见效快，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始创新更重要，坦率地说，目前还有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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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时代，隐私和安全是双刃剑，在保证网络安全的情况下，注重个人隐私保护等相关工作还有待完善。”全国政协委员、北大信息科学技术教授李晓明告诉《中国电子报》记者。

李晓明表示，今年的提案将聚焦于教育领域的信息化数据开放工作，通过采用国际上通用的共享协议，推动数字化资源共享。同时，李晓明建议国家非敏感的公共数据也可以通过这种开放的形式，降低成本。

李晓明最后强调，政府要在观念上大力宣传，让大众对大数据的利用形成正确的认识。推进与个人隐私保护相关的政策法规框架的建立。要重视个人隐私保护的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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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副院长湛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应推进丝绸之路上多元宗教与多元文明的系统研究。

湛如委员谈到，古代丝绸之路上宗教异彩纷呈，交相辉映。除了佛教、景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早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宗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摩尼教等。丝绸之路上宗教间的双向流动促成了中西文化的接触和深入交往，相关地域人们的精神生活，为我们审视和研究当今多元宗教情况提供了开阔的历史文化背景。

湛如委员提出，在建设一带一路的今天，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与礼乐文明，并加强有关科研经费与学科支持，对我们理解把握沿路区域各国的文化走向与可能走向、促进不同宗教的、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与和睦和美，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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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罕见病患者就诊困难、经济负担过重以及部分罕见病药品匮乏等问题，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北大第一医院副院长丁洁建议建立罕见病的大健康保障制度，逐步完善和补充医保用药目录，将罕见病药品、试剂以及相关治疗器械等分期分批纳入医保范围。

3月3日，丁洁建议适当上调儿童诊疗费，增加的部分通过扩大儿童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等措施来弥补，同时制定针对儿童医院、设有儿科的综合性医院的专门补偿机制，缓解当前儿科“亏本经营”的窘境。丁洁表示，“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儿童是实现“健康中国”的重要群体，而儿科医生是儿童健康的守护神，这部分人理应得到更好的尊重和呵护。丁洁在提案中建议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儿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有完全学科发展史和学科体系的事实，尊重和呵护现有儿科医护人员，提高他们的职业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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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news.com/gn/2016/03-04/7783692.shtml

http://www.rmzxb.com.cn/c/2016-03-03/719144.shtml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寿命的延长，老年人以及高龄老人越来越多。而从医学角度讲，年龄越大，患病几率越高，尤其是一些慢性病，需要持久治疗，医疗支出也很高。目前，职工医保实行的是退休人员不缴费政策。随着老龄化进程，退休人员占比会越来越高，缴费的在职职工比例会越来越低，在现收现付模式下未来医保基金的负担会越来越重。为解决这一问题，吴明提出，退休职工缴费可以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费，医疗费用还可以通过多方筹资来解决，包括政府、单位和个人。同时，要加大医保基金的监管力度，通过支付方式改革等举措，激励医院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主动控制成本，如减少过度提供服务、有动力压低药品耗材进价，以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轻医保基金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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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血压筛查及糖尿病管理已经被纳入到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中，但是还缺少血脂管理。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霍勇教授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我国心血管病患病率仍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基于此严峻的形势，呼吁政府把血脂管理纳入到公共卫生服务当中，“这样才能使我国从总体上控制三高，使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及死亡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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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借助互联网技术，移动医疗可以成为现有医疗模式下的重要支持手段，对于众多移动医疗企业来说，除了从预约挂号、支付方式等方面切入诊疗流程外，能否真正落地至关重要。

陈仲强认为，多数移动医疗平台还在天上“飘”着，没有真正落地，毕竟医生与患者之间面对面的问诊过程有时不可替代，对患者来说，医生在医疗机构中的执业也让医疗行为质量可控。他说，移动医疗手段仍是在现有的疾病诊疗模式下对诊疗服务流程提供有力的支持，而不是替代，从这个角度来说，移动医疗的发展大有空间，因为效率的提升本身对医院的管理不可或缺。

相关链接：http://news.xinhuanet.com/health/2016-03/08/c_128783425.htm

最近“号贩子”这个词很热，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指出，“号贩子”问题根本在于医疗资源供需失衡，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针对医生“忙闲不均”的情况普遍存在导致“看病难”的问题，刘玉村提出要改善基层、社区医院的诊疗水平，明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职能定位和疾病诊疗范围，还要通过媒体宣传，转变老百姓的就医观念。另外，刘玉村还呼吁恢复以往行之有效的挂号制度，即由护士站根据患者病情合理安排医疗资源，保证患者得到恰当治疗。

刘玉村认为，对医生看病到底值多少钱，应该有一个基本估价，但是现在的挂号费、手术费很难体现医生的真实价值。对此，他建议采用“见人为主见物为辅”的定价机制，根据医生的医术水平和诊疗服务确定收费标准，让付出得到合理的回报，从而使整个行业快乐和高尚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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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左右的地方开展分级诊疗的试点，这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的要求，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口腔医教授俞光岩说：“我们下到卫生所，里面穿白大褂的比病人还多。”

大医院忙不过来、基层医院病人又少，俞光岩为此建议：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能力的培训;同时建立转诊制度，对前来大医院看病的人员进行筛选和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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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今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孕妇数量激增。孕妇到医院“建档”困难，产检困难，产房产床、医生、护士、助产士等都出现紧缺现象。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高炜为此建议：一是适当增加三甲医院产科床位，二是要加强基层产科医生的培养，三是适当增加妇产科和儿科人员编制，四是要增加医务人员的劳务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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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