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1/29 信息来源: 本网综合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著名作家和新闻记者,1936年6月至10月做伦敦《每日先驱报》和《纽约太阳报》记者,后出版《西行漫记》。
毛泽东是个精通中国旧学的学者,是一个无所不谈的读书家,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和历史的研究员,是一个完美的演说家,是一个具有非常记忆力和特殊集中力的人,是一个有才能的著作家。他对个人本身的习惯也漫不经意,似乎还有一种中国式的责任式的惊人地注意琐事的样子,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有精力的人,是一个具有极大天才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战略家。
毛泽东后来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袖,成了一位向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强烈挑战的人。
毛泽东从不隐讳共产党人不最终夺取政权是决不罢休。他沉着和充满信心,相信日本会给中国带来“机会”事实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毛泽东告诉西方列强说,将来自由中国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和它们合作,什么情况下‘不能’合作。爱默生说过:“每个人在出生前,都是一个未知数,在我们看到成功之前,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他那绝对的自信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具有被马克•吐温称之为“握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种镇静和自信,他的王牌是亚洲马克思主义,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他对中国人民的无限信任和他将泥腿子培养为将军的实际经验。我在1936年写道:在这个人的身上,“你会觉得有一种天赋的力量,一种强大的自然活力。”
毛泽东对中国大地和在这个大地上生息的人民的了解远胜于同时代的任何政敌。
还在学生时代,他就在暑假里走家串户,靠帮工换饭吃,有时甚至行乞。有一回,他整整一个星期只吃生豆子和喝冷水以“锻炼他的肠胃”,说来也怪,毛泽东适合这种不寻常的远足,在早期就对贫苦农民有所了解,并喜爱他们,是因为他憎恨他父亲。他父亲是富农,他想方设法在离开他。他告诉我,他父亲的严厉是造成他自幼就具有反抗倾向的一个主要原因。我问他,在他当时任“国家”元首那种比较安定的生活和战斗的“流浪生活”两者之前,他更喜欢哪一种?他回答说:“我更喜爱过战斗生活,我在长沙战役期间肠胃消化再好不过了。”狄德罗说过:“在一切社会条件下,使肠胃保持自由地蠕动乃是生活的一个伟大目标。”毛泽东的俏皮话是其品格的有趣的反映。他说起话来简单明了,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听得懂。他是个有幽默感的人,或者说是位能摆好自己与人类的关系的人。
他最喜欢的小说《水浒传》,那是一部禁片,描述反抗腐败的宋王朝农民起义。
他领导党很有艺术,不是采取明显的方式,而是采取间接、微妙的方式,他经常同种种委员会的成员磋商问题,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试探他们的意见,然后把人家的看法和自己的看法统一起来。他先跟他们一一进行个别谈话,等到他确信意见一致时,方说出自己的看法作为结论。他自信命中注定要当领导。但是,他待人接物却是很随便,不装腔作势。他对忠于他的人坦诚相见,因而取得他们的信任,对与自己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也宽宏大量,反对他的人会渐渐失掉影响。
他的特点是:他相信苏维埃俄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判断都受到武断的影响。但他对外界还是充满好奇心。
毛泽东承认他对许多事物一无所知,他对美国极感兴趣,他从未去过美国,因而对已付诸实践的立宪民主也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是,他在理论上知道美国的制度而且研究过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
毛泽东一生去过两次苏联,他并不盲目相信俄国的一切,后来证明,他利用斯大林的本事,并不亚于斯大林利用他的本事。
毛泽东在和我交谈中称苏联为他们忠实的盟友。毛泽东一边吃着酸梅做的甜食,一边不无嘲讽地谈到了“口惠而实不至的俄国援助”。事实上,此后九年间,俄国人也没有给中共人多少重要的物资援助。而美国在9年里花数十亿美元援助蒋介石。
据说毛泽东的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罗斯•特里尔(美国)
尽管毛泽东有这样那样的过错,但他毕竟使中国重新崛起,成为20世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个人性格之伟力可撼山岳,这与当时的社会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毛泽东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个时代的人们迫切需要一个力挽狂澜的强人来平定天下。这是一个激进的时代。
在这样一种局势下,这位意志如钢铁般坚强的人便抓住独一无二的时机,勇于突进而使社会为之一变。
毛泽东曾三四次在千钧一发的关头化险为夷,在长征结束时,部分是由于他的主要对手运气不佳,在通过西藏时遭到惨败,他得以控制了中共的领导权。
在事件迭起的大旋涡中,日本进攻中国所选定的时间对毛泽东有利,因为日本的举动打乱了蒋介石的周密计划。
毛泽东看到使用暴力的必要性,他的确善于此道这是他的奥秘。
在战争中,他充分发挥了两大优势:高度机动灵活的战术变自己的战略思想为下属行动的能力。
毛泽东曾自称为中间偏左派,不断灵活运用“统一战线”以孤立主要的敌人是如此。
他对右派的痛恨使他时常向左派靠拢。但是他的精神归宿不是极左。他不愿意走得太远,而只想站在适当位置,既可以反对右派,又可以遏制左派。
他常说要“两条腿走路”这种自然的平衡感,一种中国古代阴柔阳刚相生相克的双重观念的在他壮年时期使他受益匪浅。
在革命高涨时,他机智冷静地对待观众的热情。毛泽东的品质是不能撇开历史悠久的中国文明来加以解释。确实旧中国这个时势造就出意志坚定、反叛性强而又奇特的毛泽东。
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及在世界的历史上,毛泽东都将占有重要位置,他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旧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其变化之猛烈,使任何一个大国历史上的社会突变都相形见拙。他使这个最古老的最庞大的政体重获独立,并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
作为在20世纪历史中,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里的一个统治者,他本身就是一位巨人,毛泽东是全部3000年中国文明史中屈指可数的几个影响深远的统治者之一。
作为一种学说的提倡者,毛泽东胜过中国以往任何一个政治家,包括秦始皇在内。或许应当把他和孔夫子及其他用说教来改造中国人民生活的圣贤相提并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这些人更为突出。毛泽东在世影响便波及甚广,而中国大多数圣贤只是在死后才闻名于世的。
毛泽东不只是一个人,而是至少五位一体的人。他是在全中国点燃造反之火的农民组织者。他是军事指挥家。他是狂放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东方道德标准的哲学家。
毛泽东既是一位善于行动的人,又是一位富于幻想的人,是半个知识分子有点象戴高尔和邱吉尔。这类思想家兼活动家具有激情的活力。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历史是怎样运动发展的,他把非凡人物的思想和意志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契机。
这类思想家兼活动家对空谈理论的知识分子是毫无同情心的。他是军事思想家,宝剑与历史书并排放置。他热爱自己的国家,胜过热爱最光辉灿烂的逻辑真理。他厌烦技术,对机械能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潜在力量感到不安。他不善于管理经济。
毛泽东、丘吉尔、戴高尔都是这类思想家兼活动家。他们都是有思想的严肃认真的人(当然毛泽东显得很随意性),但却未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认可。他们是孤独的人,走出了图书馆去拯救国家,并在救亡活动中成为传奇式的人物。他极其痛恨一成不变,他认为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动,将来也永远如此。他以自己的独特见解取代了欧洲马克思主义的固定法则。
在毛泽东看来,革命与其说是一次事件,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对周围所见到的一切始终不满,而且总想使之发生变革这就是毛泽东研究政治方法中的两个永恒不变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当作一门科学(这是日耳曼人的传统习惯),而毛泽东在取得权力的策略上就象计算尺一样精确,但他所追求的社会是不受科学法则规划的。
如果说德国人创立了社会主义这一门科学的话,那么毛泽东则使社会主义为一种社会道德。他需要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国家,而且还有新型的公民,但毛泽东不完全清楚他向往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模式。
他到苏联去过两趟,这便是他仅有的出国经历了。毛泽东的大半生时间,都把自己的眼界和情感局限在中国。
他是不屈不挠的中国人,他与世界意识形态进行了尖锐的交锋。他最终成为本世纪政治巨人之一,但影响所及,依我看,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列宁、丘吉尔能与之媲美。
毛泽东从中国国情深度出发,巧妙地创造出奇迹,使世界为之惊诧。
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政治家,他有缺点,有偏见,而且不能始终如一。
1949年以后,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从来没有稳定下来,他没有把过去那质朴纯真的革命价值标准加以整理,并使之成为胜利后新时代的行为楷模。他不是个内行的管理者,但却是个反对传统观念者、教师及战士。毛泽东不太精于经济而擅长搞政治。
毛泽东这位曾自称为猛虎灵猴的人显然也似乎是充满矛盾的人。他一生总是向旧习俗挑战,反倒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陷入谨小慎微的循规蹈矩之中而难于自拔。他总喜欢在传统的海洋里翻滚,而却让中国青年在现代的干旱高原上艰难跋涉。
毛泽东身上有一种不甘停留在原有成就上的品质,在不顺利时,他又会重新拾起成功之路上的旧价值观念。
毛泽东为了急于发动可怕的文化大革命,轻易置政府内部团结与任务于不顾。
在过去的几年期间,如果同苏联保持一种商务式的(非亲密的)关系或许会使北京顺利得多,但毛泽东不忍心眼看着中国革命的纯洁性被吞没在苏式的前景之中,所以他把莫斯科称作一切罪恶的根源。
毛泽东奋斗的一生绝非一成不变,在欧洲非斯大林化之后,同夺取政权的毛泽东已判若两人。假如他早去世20年的话,中国可能已经达到小康水平了。
毛泽东只从国家力量出发,而不按照个人庸俗程度去看待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在中国滋长的偏见。
毛泽东曾向人们提出劝告说:“不要总以为,只有你才行,好像世界上缺了你,地球就不转了,党就不存在了,你以为死了张屠夫就吃浑毛猪吗?谁死了都不可怕,他死了就真的是巨大损失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死吗?革命还照样进行。”
他评价别人时却专横武断,他在政策上的左右摆动,挫伤了中国人民群众的热情。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记者)
毛泽东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和记者的相处方法是独特的。他从不给你一个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他要就是干脆不见你,要就是抽出半天功夫。他答复问题非常详尽,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事实和见解为止。
毛泽东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他的声音和风度是沉寂的,有一个事实比一大堆言辞更其有力。
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讥讽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对付“我们的书虫,他们知道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社会问题以及文化,但对于五里以外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他的领导之下,党里知识上骄慢的知识分子们被他派到乡村里去“向人民学习”,而土生土长,从斗争中成长的、能干的,然而经常是不认识字的领导们,则被派到延安,以获得一般的教育和政治理论。
约翰•谢伟思(美国记者)
按中国人的身材来说,毛泽东是高大的,他动作有点缓慢,有一种严肃和庄重的气派,然而并不是摆架子。
当人们跟他更熟悉的时候,情况可就不同了,他也会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谈话机智俏皮,爱用中国古典譬喻,条理分明而又令人吃惊。对于一些问题似乎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就能脱口而出,作出恰当而明晰的结论谈话也会离开正题,涉及一些预料不到的和头绪繁多的方面,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题目,几乎对所有的事情他都由于博览群书而无所不晓。
毛泽东所特有的那种坚强和从容不迫并不是故意做出的姿态。他绝对相信他的事业和共产党最终必将取得胜利。
毛泽东说,党必须为人民服务,并接受人民的批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干一些体力劳动,教育必须合乎实际。中国只有通过自力更生才能使自己得到发展。农民发动起来以后,是可以有巨大的创造性和取得非凡成就的。中国不应该畏惧任何艰难危险。精神胜于机械。只要有耐心并坚持不懈,一切事情都可以做到。
罗加(秘鲁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
毛泽东强调了马克思关于认识世界的基本观点,这种观点应该成为世界被压迫阶级改造世界的指针。他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将要进行很长时间。要使人民摆脱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产阶级的封建的影响。革命是一场持久内战,不仅要在国家的物质建设上而且要在人民的思想中根除过去。
他无限信任人民的创造力,认为人民是一切革命的“真正英雄”。
他以讥笑和不以为然的口气微笑着说,联合国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蒋介石政权。我国人民有巨大的耐心,为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如果需要的话,是可以等待二十年,或更多时间。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想与组织及斗争相结合的亲身经历得出了一些名言,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是用以解决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施密特(西德总理)
1975年10月,我作为联邦总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正式访问。当时,毛泽东曾简洁地对我说:“我知道苏联将如何发展,将爆发一场战争。”我表示异议。
迎接我们的是一位备受赞扬,又常被人辱骂的人物。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可怕的,他垂着下巴,张着嘴停桓彼ダ系拿婵住?
毛泽东说:“看来你是一位康德派,但理想主义并不是好东西!我本人是马克思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了很多东西。我不喜欢理想主义,我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海克尔感兴趣。关于我们这个题目,克劳塞维茨讲得是对的。”我说:“克劳塞维茨是一位天才,是德国少有的几位有政治天赋的军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把他的名言解释成似乎战争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而只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毛泽东继续发挥他的思想,“防御战总是比进攻战好。因为通常是进攻者遭受失败。美国人派了50万军队到越南,其中打死了5万,受伤10万;他们现在对此大叫大嚷,美国太害怕死人。”
我问:“你如何看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毛泽东回答是:“要打仗!”“他简直是被这个思想迷住了。”他接着说:“永恒的和平共处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欧洲太弱。欧洲不团结,对战争又怕得要死。尤其是丹麦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美国人基本上也是如此。也许南斯拉夫人和德国人的抵抗精神强一些。如果欧洲在今后10年内依然不能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联合起来,它就要为此付出代价。欧洲人必须学会自力更生,而不是依靠美国。为什么6000万西德人就不能做到北越人做到的事情?”
我说:“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的看法的急剧变化,什么东西使你如此根本地改变了对苏联的判断?20年前你讲的完全不同!你从那时以来在同莫斯科打交道中有些什么经验?”
毛泽东说:“是苏联发生了根本变化,不是中国,今天在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人已不再是斯大林那样的人物。现在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人是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之类,他们都背叛了列宁的事业。”
毛泽东又说:“美国把它的保护义务战线拉得太长。除了日本之外,它还对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间接地还对泰国承允了援助诺言,另外还有远东和欧洲,这不可能起作用。美国人想用十个指头按住十个跳蚤,但这是谁也办不到的!你们欧洲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力量,仰人鼻息是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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